论文基于2000-2013年的月度数据和递归（Recursive）VAR模型，研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及中国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发现：实体经济需求和流动性水平相对供给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因素对于不同种类大宗商品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需求对铜、铝、锌的影响程度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影响的时间相对发达国家更为持久；但是，中国的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普遍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影响时间更为短暂。金融危机期间大宗商品市场受发达国家需求的影响显著增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表明金融危机及相关的刺激政策影响了大宗商品市场的运行。

在过去十多年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引发了人们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驱动因素的讨论。在众说纷纭的因素中，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焦点。由于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和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中国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供给方和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机制。

“中国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2000-2013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速接近10%，同时人口快速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上升，对各类大宗商品特别是工业用途大宗商品的需求急剧飙升，初级原材料，包括原油、金属矿产和农产品的进口量及其占全球的消费量的比重快速增加。2012年，中国对铜、锡、铅、铝、镍的消费分别占到全球的45.02%、48.96%、44.51%、44.76%、47.96%，对原油、铜、铅、锌、镍的消费增量占全球消费增量分别达到28.26%、50.72%、105.26%、84.21%、30.71%。同时，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带来了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中国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被迫购买美元资产和扩张国内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部分流入到大宗商品市场，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那么，中国的流动性水平和经济增长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不能简单依赖于直观判断和定性分析，还需要诉诸经验研究和实证检验。

现有关于“中国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文献，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现有文献在分析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时，大都忽略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作用。事实上，2007-2012年，全世界16个最大经济体的广义货币增长中，中国贡献了大约40%，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中国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2）虽然在研究大宗商品价格驱动因素时大都认为“中国因素”是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但是较少估计中国因素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的相对重要性，也很少比较“中国因素”中的需求因素和流动性水平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的差异；（3）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能源消耗的密集度（GDP/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耗量仍然较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和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现有文献较少比较中国因素和发达国家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的差异；（4）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程度很可能发生变化，但是较少有研究注意到这种动态变化；（5）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和国际油价的影响，而较少涉及有色金属等其他大宗商品。

论文从需求和货币两个层面，选取经合组织（OECD）和中国的代表性变量，以及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的供给量，比较“中国因素”与“发达国家因素”在铜、铝、铅、镍、锡、锌六种有色金属和石油价格决定中的相对重要性，并且考察这种相对重要性的动态变化。和以往文献相比，论文具有三个方面的改进和创新：第一，本文选取2000年1月到2013年7月的月度数据，研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因素。研究样本的时间区间覆盖了金融危机前后的不同阶段，并且包含最近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状况。第二，本文将需求区分为OECD国家的需求和中国需求，将流动性区分为OECD国家的流动性和中国的流动性，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的差异。第三，针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可能带来的变化，我们运用递归VAR方法，分析需求因素和货币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特别是对比2008年危机前后总需求和货币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差异。

通过实证分析，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实体经济需求和流动性水平都是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除锌以外，供给对价格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2）在实体经济需求层面，短期内中国需求冲击对石油、镍、锡的影响程度低于发达国家，但是对铜、铝、铅、锌的影响超过发达国家，而且中国需求冲击相对更为持久。在货币层面，发达国家的流动性冲击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普遍高于中国且影响时间更为持久，但是在流动性扩张初期发达国家对石油、铜、铝的影响低于中国。因此，中国需求对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但是中国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普遍低于发达国家。（3）在实体经济层面，除铅以外，发达国家需求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贡献高于中国需求，但是中国需求对石油、铜、铝价格波动的贡献接近于发达国家的2/3；在货币层面，中国流动性对铜、铝、锌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接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其他商品波动发达国家流动性的贡献均高于中国。（4）金融危机及相关的刺激政策改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运行机制，危机中和危机后的大宗商品市场更为关注实体经济需求，而且危机中中国需求对所有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都小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大幅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在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中国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上升，尤其是2009年的货币扩张对铜、铝的影响特别显著。

论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由于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带来三大挑战。一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的产出稳定性，特别是对原材料主要依靠进口行业的产出稳定造成不利冲击；二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在相当程度上威胁国内物价稳定；三是价格波动通过贸易条件会造成国民收入的潜在损益，影响国民福利。为有效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缓解其带来的负面冲击，中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需求国的角度思考如何争取本国在大宗商品定价中的主导权，利用中国强大的购买力，争取更低的价格，而不是继续被动接受国际价格。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流动性会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显著影响，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