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2015年第23期刊登suncitygroup太阳新城谭小芬教授和温彬研究员，就“十三五”时期的金融改革问题，接受《中国外汇》副主编钟伟的采访。

中国即将进入第13个五年规划。这一阶段是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完成全面小康、落实百年中国梦的重要节点。中国金融体制也将在“十三五”期间掀起深刻的变革创新浪潮：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最终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这种金融变革和实体经济的转型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又能否形成更灵活和更富弹性的金融市场?

主持人

钟伟《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 宾

谭小芬 suncitygroup太阳新城教授

温 彬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钟伟：欢迎两位参与本期的“圆桌”讨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金融业的变革将加速，围绕创新金融，互联网金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中国将努力扩大金融业的双向开放。那么未来五年，中国金融变革的主线是什么?是否会形成金融改革的进程相对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格局?

温彬：中国金融变革将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核心，围绕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两条主线推进，在监管、机构、要素、市场和结构五个方面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变革的具体内容包括：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建立股权和种类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发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金融杠杆调节作用，拓展金融市场的宽度和深度，优化融资结构，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技术和金融是推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两大动力。其中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引导资金流向、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改革适度超前有利于实体经济转型。当前，实体经济转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二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三是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为实现上述目标，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是各项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谭小芬：目前来看，金融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鉴于以往以外汇储备增长形成的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发行方式已发生转变，未来需要思考运用哪些新的方式进行货币投放，以确保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形成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动力;二是随着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增长模式和增长动力在发生变化，需要融资方式做出相应的变革;三是创新驱动的力量上升，互联网的崛起对很多行业形成了冲击。未来五年，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而这些领域的变化都需要相应的金融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五年中国金融改革的主线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引导资源配置的基准价格进一步市场化，包括：基准利率体系的构建及其相关金融产品的发展、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和财务硬约束以及更加富有弹性和透明度的汇率形成机制,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第二,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要提高直接融资中的股权融资比重，在化解高杠杆率风险的同时使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第三，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重点是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普惠金融体系、科技金融体系、绿色金融体系以及互联网金融体系。

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的进程推进较快，实体经济转型相对略显滞后，包括国有企业、财税体系、土地、服务业等领域的改革进展较为缓慢。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化解此类风险，将会影响到今后的整体经济改革步伐。

钟伟：人民币已获准加入SDR货币篮子，这对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计价、交易和储备等功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能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机遇?而在此进程中又需要关注哪些风险?

谭小芬：人民币加入到SDR篮子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和短期影响并不大。SDR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仅约为2.5%，加入SDR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就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截至2015年3月，IMF共创造2040亿SDR并分配给IMF成员(相当于2800亿美元左右)。在新的货币篮子中，人民币的权重为10.92%，其相对目前11.5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总量实乃九牛一毛。到目前为止，SDR只具象征性的货币篮子，没有国家会根据SDR的组成来进行外汇储备的配置，各国央行都是基于市场因素(而非进入SDR)来决定是否增持人民币储备。因此，加入SDR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有限。

但是让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改革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人民币加入SDR篮子，意味着人民币得到IMF众多成员国的官方认可，从而有助于增强持有人民币的信心，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可接受性和金融便利性，也有利于人民币在国际计价、国际交易中的使用，推动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上升，引发如何才能增加优质的人民币资产供应以满足这种额外需求的问题，推动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更长远来看，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根据IMF对成员国的官方外汇储备的调查，2013年，持有人民币的国家有27个，占比仅为0.7%;2014年，持有人民币的国家有38个，占比为1.1%。加入SDR篮子后，人民币被作为官方储备的持有额，无疑是上升潜力最大的。

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和金融开放应会继续推进。而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如果和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启动及国内经济下行周期叠加在一起形成互动，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增加中国的金融风险。对此，需要从战略层面做好风险防范的预案，警惕风险，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温彬：目前，人民币在计价、交易和融资等方面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人民币“入篮”，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和接受程度提高，一方面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比重;另一方面，也会吸引更多的第三方使用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讲，“入篮”会扩大人民币使用的范围和领域，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特别是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功能的提升，会增加境外央行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深化、金融结构优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但也会相应增加我国应对跨境资金流动和冲击的压力。

钟伟：十三五期间，人民币汇率将更富有弹性，使市场机制发挥关键性作用，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当下世界金融变数较多，如美联储加息悬而未决，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后的复苏进程也严重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应保持怎样的态势?为使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又需重点在哪些金融领域放松管制?

温彬：人民币汇率水平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和对外开放程度。当前，我国同时面临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短期看，保持弱势人民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增长;但从中长期看，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则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民币国际化。

成为SDR“篮子货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可自由使用”，通常以该货币在全球外汇交易、国际银行借贷、国际债券发行以及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来衡量。因此，人民币的“可自由使用”是成为全球“硬通货”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管理主要采取渠道和额度“双管控”的手段，如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资本市场主要有QFII、RQFII、沪港通和三类机构等四种渠道。下一阶段，应重点在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外债和外汇市场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的规模和力度。

谭小芬：考虑到SDR篮子对汇率稳定性的要求、中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较好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可保持相对平稳。不过，鉴于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后，美元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上升，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会有所加大。

2005年7月到2015年9月期间，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一篮子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54.07%，名义有效汇率升值42.95%。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强烈，2015年前9个月，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9.20%，很多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2015年9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2014年9月升值了9.32%，人民币对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幅度更加明显。由于我国经济基本面相对较好，外债占比相对较低，外汇储备充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央行应有能力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

为使人民币成为硬通货，中国需要重点在以下领域放松金融管制：一是进一步开放债券市场，允许非居民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扩大跨境双向投资和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拓宽人民币双向流动渠道，并适时推出QDII2，扩大海外主体进入国内市场的范围和额度，进一步扩大国内外股票市场联通渠道以及QFII、RQFII和QDII额度;三是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人民币汇率能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钟伟：金融变革涉及到国内金融机构和监管框架的改革，国内银行业将面临盈利能力弱化和经营风险上升的压力，监管体制则面临从分业监管到统一监管的挑战;而同时，资本市场或迎来更大的双向开放的机遇。这些变革会给我国金融体制的效率带来哪些影响?

谭小芬：近年来，银行业综合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类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合作非常普遍;与此同时，金融业务表外化趋势日渐突出，互联网金融等创新业务也迅速崛起。市场的创新发展正在不断突破原有的监管体制，金融风险更是在监管覆盖之外快速积累。特别是分业监管框架已难以适应目前金融业的发展，难以管控变化日益复杂的金融风险。未来五年，构建统一的监管框架是大趋势：监管体制要由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监管框架要由机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的监管。为此，需统筹协调推进金融监管改革，有效融合现有全部监管资源，消除监管的内在阻力，降低监管成本，充分发挥金融系统性监管的优势，提高监管运行效率和金融体系效率;同时，要克服各监管主体各自为政、监管职能定位不准、重叠与交叉监管现象突出等问题，以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温彬：综合经营和资本项目开放是我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两大趋势。这在客观上要求监管体制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会促进金融效率的提升，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助力金融创新。分业经营既限制了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满足客户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金融需求;综合化经营则可实现金融机构的跨界互联，推动金融创新和效率改善。二是可优化资源配置。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将提高，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发展。三是可推进金融改革深化。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降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优化金融结构。

钟伟：金融变革也涉及到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例如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放宽甚至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等。“十三五”期间，中国外汇管理领域还会进行哪些变革?中国在金融双向开放的同时，又应如何有效维持金融稳定?

谭小芬：今后，中国外汇管理领域可能发生的变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少对跨境外汇交易的限制，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外汇可兑换限额，取消多数情况下外汇管理的事前审批，建立有效的事后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二是放开资本市场准入，进一步采取措施方便海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放宽甚至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允许非居民在本国市场上发行除衍生品之外的金融产品;三是允许机构和个人投资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以及扩大本外币兑换限额，提高跨境投资的便利性，为跨境投资拓宽渠道，包括启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放开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从事境外投资，扩大直至取消双Q制度的限额;四是实施企业外债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取消额度审批。

在这一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潜在的金融风险并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比如建立跨部门的金融安全协调委员会，防范和应对内外风险共振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不同程度的压力测试，避免出现应对金融风险的政策真空。

温彬：加强和改善外汇管理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有着重要意义。其变革会集中在以下领域：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高双向开放程度;拓展金融市场的宽度和深度等。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深入，外部冲击也将随之加大。对此，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应对：一是做好政策储备。要深入研究并适时推出“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以应对跨境资金流动冲击。二是提高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应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强化资本约束和流动性管理。三是加强市场监管。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后，加大了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信贷市场，现货和衍生品市场之间风险交叉传染的可能性，监管机构要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功能监管，设立“防火墙”，防止风险的蔓延和扩散。

钟伟：谢谢两位精彩细致的分析。十三五期间，金融改革有可能进入创新转型的关键期，中国金融体系的双向开放有望提速;人民币汇率将更趋灵活、更趋市场化，并将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际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此外，金融监管体系亦将接受改革的洗礼，并将因此而更富有效率，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坚强屏障。